潘汉年与《文化导报》

来源:沈阳网 2021-04-09 06:02

  中华民族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下,煎熬与抗争的沈阳人民夺回了自己的家园,在欢庆喜悦之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随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组建,并建立了沈阳地方党政组织。

  此时,国民党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有关条款为借口,要求控制东北的苏联军队把行政管辖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11月下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沈阳的党政机关和军队撤出。由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机关报《东北日报》迁至本溪,东北局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留存一块党的宣传阵地。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提出,抽调几名未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办一张报纸,利用和苏联红军的特殊关系,以中苏友好协会的名义出版发行。东北局将报纸定名为《文化导报》,表面上是中苏友好协会的机关报。在中共沈阳秘密市委的直接领导下,通过毕业于延安鲁艺文学系的鲁企风的积极筹备,在报社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极其艰苦及危险的环境中,1945年11月24日,《文化导报》出版了“创刊号”。发刊词中阐述了鲜明的立场:要与全国人民一道巩固革命的胜利,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文化导报》由公开身份为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文担任社长,主编为鲁企风,主笔是中苏友好协会宣传部副部长、民主人士王秋萤。凭着一腔革命热情和崇高的信念,编采人员冒着严寒外出采稿,在没有炉火的冰冷的编辑室编排稿件和版面。只有在印刷车间,为防止油墨凝冻才生起炭火。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的译者、作家金人,诗人田贲(花喜露)等经常为报社撰稿。金人当时还有一个隐蔽的身份是中共沈阳秘密市委书记。时值冬日,沈城落木萧萧,衰败凋零,但人民渴望民主自由。《文化导报》就像是一只不惧任何艰险的鸿雁,向沈阳及东北人民传递着新华社的声音,在沈阳的广大民众中深得人心。

  在与敌人周旋时,为了保存力量,《文化导报》有时也选摘一些国民党中央社的电稿。随着国民党的接收官员陆续进入沈阳,沈阳地区的形势日益严峻。1945年4月,潘汉年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后,伴随抗战胜利的号角,于1946年1月来到沈阳领导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潘汉年是中共早期党员、党的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党在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当时,《文化导报》主编鲁企风接到凯丰的通知,中央派潘汉年到沈阳领导《文化导报》工作。一天下午,《文化导报》社接到志城银行总经理巩天民的电话,请报社负责人到他那里去见一个朋友。走进志城银行的会客厅,鲁企风看到一位戴着眼镜、身着西服的阔商模样的人,巩天民介绍说,这位是本溪来的肖相臣先生。那位“肖先生”得知鲁企风住在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后说,走吧,到你那里去吧。

  在大和旅馆鲁企风的房间里,“肖先生”说:“我是潘汉年。”潘汉年告诉鲁企风:“以后要找我,先写封信,送到大西路北一家‘青年书店’,然后按约定时间到大南门里的一家咖啡厅会面。”

  每一次约会,化名肖相臣的潘汉年都很准时地来到那家咖啡厅。潘汉年说:“在重庆的民盟中央委员有六位是东北人,中央派他们都到东北来,《文化导报》要组织稿件积极宣传和介绍中国民主同盟,让东北人民了解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

  中国民主同盟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仇视。潘汉年指示鲁企风把《文化导报》交给民主同盟来办,让鲁企风去正在筹备的《新华日报》(沈阳版)工作。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后,国民党加紧调集军队,疯狂地向东北解放区发起进攻,沈阳城到处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着。一天,鲁企风和潘汉年在咖啡厅会面时,在座的还有一位风度优雅、清秀文静的女士。潘汉年介绍说:“这位是韩幽桐,韩女士,她是西南联大的讲师,知名法学家,是民主同盟的,她先任《文化导报》主笔,以后这个报就交给民主同盟办。”这样安排是使《文化导报》合法存在,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1946年3月12日,苏军撤离沈阳,随后国民党军警即查封了《文化导报》,报社工作人员于丹民被捕后牺牲,王秋萤、王文彦被关押。国民党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便将《文化导报》全部劫收,改为其军报《前进报》的社址。

  风雨荡涤尘埃,阴霾终将散去。《文化导报》在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中诞生,虽然仅仅存在三个多月便被反动派所扼杀,但在潘汉年的领导和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的艰辛工作和共同努力下,《文化导报》为鼓舞和激励沈阳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集团的黑暗统治做出重要贡献。(摘自《沈阳红色记忆》)

编辑:xw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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