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的抗日斗争

来源:沈阳网 2021-04-02 10:04

  ◀巩天民

  ◀张为先

  1937年10月,中共奉天市委遭到大破坏。根据中央对东北地区地下工作的指示,邻近地区党组织分别派出干部前往沈阳开展地下斗争,组织和领导沈阳及东北人民开展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志城银行里的秘密情报组

  1937年中共奉天市委被破坏后,当时在沈阳还有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领导的南汉宸、何松亭系统的地下情报组织和其他派遣小组坚持战斗。

  何松亭是沈阳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曾与沈阳富商张惠霖的幼子张为先等共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1934年,何松亭回国后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张为先则转到日本留学,组织了旅日华侨“东京反帝大同盟”,1936年回国寻找党组织。1937年春,张为先通过何松亭接上组织关系,转为中共党员,由何松亭单线领导,成为一名潜伏在沈阳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专门搜集日本在东北的情报。

  当时,志城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巩天民是沈阳知名人士、商会会长,有机会接近日伪上层人物。张为先联络巩天民开展党领导的情报工作。巩天民安排张为先到志城银行任总行协理,以方便开展工作。巩天民经常将搜集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交给张为先,两人合作十分密切。张为先又介绍中共党员丁宜等人给巩天民,在丁宜、张为先等人组织下,在志城银行内成立了一个叫“觉社”的读书会,这实际上是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直接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

  为了及时掌握日伪更多情报,经组织同意,巩天民与丁宜、张为先等参加了“日满协会”。巩天民还打入日伪统治集团内部,任北关区区长一职。他利用工作之便,到伪满新京(今长春),与伪满大臣和日伪将军接触,搜集了许多核心机密情报。另外,巩天民还利用商会组织了“华北观光团”,广泛搜集北京、天津、济南、承德、张家口等地的各种情报,及时传递给党组织。

  1941年9月,“觉社”情报系统接到一项重要任务,设法弄清日军高级将领山下奉文的行踪。原来,在当年7月,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内发生了一场“南下北进之争”,而无论日军南下还是北进,山下奉文均是关键人物,为此我党急于了解山下奉文是否从东京秘密来到了东北。而苏联此刻正在西线与德军展开决战,担心日军北进,不敢轻易调动远东部队,因而十分迫切想知道日军的进攻方向。这一任务,最后落到了一位年青的红色特工张绍纪身上。

  张绍纪又名张梦实,是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接到任务后,张绍纪每天以学习为名前往伪总理办公地点,很快注意到两份文件:山下奉文辞去满洲防卫军司令职务,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开始南下集结。张绍纪判断,山下奉文极有可能去了南方。随后的文件显示,山下奉文从东京出发后,已于日前秘密抵达三亚。这一情报传到苏联后,苏方终于下定决心将远东地区的大批苏军调往莫斯科,为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白塔堡永不消逝的电波

  1940年春,驻沈阳的日军一个无线电探查班发现,沈阳西郊出现了一个行踪不定的神秘无线电波。日军搜查了几次都一无所获,大为恼火,为此继续加大了探查的力度。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有可能继续进攻苏联。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在莫斯科郊外建立了一所秘密军事情报学校——国际工作班,由中共选派多批党员和爱国青年前去受训,学习无线电架设、发报技术以及相关情报工作知识,然后回到国内日占区建立地下情报机构。当时,共产国际在东北建立的情报机构有三个,即齐齐哈尔组、哈尔滨组、大连组,在沈阳出现的这部地下电台,隶属于哈尔滨组。

  沈阳反日电台的负责人叫赵福元,是沈阳本地人。1932年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读书后,加入哈尔滨地下反日情报组。1935年结识了共产国际哈尔滨情报组副组长庄克仁,奉命赴苏联受训。1937年回到沈阳老家,筹备建立地下电台。1940年春,共产国际电令庄克仁来到沈阳建立地下反日电台,搜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

  为了便于长期隐蔽和电台安全,赵福元和他的情报小组不得不经常冒险转移电台地点。电台先是转移到大南关通天街附近的木材厂,后又转移到赵福元家,安置在一张特制的写字台内。随着日军无线电探查越来越密,赵福元又把电台转移到沈阳市南郊白塔堡村,继续进行对日本关东军情报的搜集和发报工作。

  1943年初,日军无线电探查班经过反复测试,认定反日地下电台位于沈阳南郊约15公里的地方。2月11日凌晨,日军秘密包围了白塔堡村。当电波再次出现时,日军冲进屋内,查获了电台和密码本,抓捕了赵福元和另一名同志。赵福元被押在奉天宪兵队本部严刑拷问,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最终被移送至哈尔滨日本石井部队杀害。

  据党史资料记载,在沈阳地下反日电台存在期间,赵福元将锦州至山海关一线、四平至公主岭一线及奉天兵工厂、飞机场日伪调动和兵器生产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共产国际情报总部,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委”领导下的沈阳情报站

  1941年秋,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要抓紧开展敌占区城市尤其是东北的工作,决定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委”)。1942年1月,东委正式成立,工作机关设在晋察冀地区,日常工作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管。从1942年到1945年,东委陆续训练和培养了大批干部,不断地派往东北工作。

  1942年初,东委派遣共产党员边兆祥到沈阳开展地下工作。在组织的帮助下,边兆祥通过日伪层层封锁线到达沈阳,找到了早就在沈阳谋生的叔叔边杰三处落脚,以行商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边兆祥先后找到在大西门里“三盛煤铺”的边致祥等同乡,与他们建立了密切联系。在边兆祥的启发和帮助下,边致祥的女儿边冬梅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地工人员之一,协助边兆祥做了大量工作。在边兆祥的努力下,在沈阳地区形成了一支以边致祥、边杰三、边冬梅等为骨干的地下工作队伍,为党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

  1942年5月,东委派张子云、关魁斗到沈阳开展工作。他们按照党的指示,把日军修建飞机场、日军在皇姑屯火车站转运军用物资及运兵等情报,通过“行商”转送到东委。

  除了东委,中共冀东区委、中共北平市委东北特别支部、中共华北局社会部、中共胶东分区委、中共哈尔滨工委等组织,都根据中央“多线派遣,单线领导”的指示,分别派出干部前往东北开展工作。这些干部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或打入敌人内部,或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巧妙地开展地下工作。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王轶认为,日伪统治时期,党领导的地下工作者在沈阳坚持斗争,他们有的专门搜集日伪情报,为我党制定对日斗争策略和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有的扎根于群众之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治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培养干部。他们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我党我军接收东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罗学敏

编辑:xw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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