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者刘墨博士访谈——

读两万页书写一个“苏东坡”

透过“唐宋八大家”及其“朋友圈”看文史衍变

来源:沈阳网 2021-02-23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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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唐刘禹锡《望赋》写道:龙门不见兮,云雾苍苍。乔木何许兮,山高水长。宋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有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2020年12月,辽宁省博物馆推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该展览将持续到2021年3月底。

  刘墨:1966年生于沈阳,中国美术史硕士、文艺学博士。文化学者。著述丰,工书画。现居北京。

  2020年12月17日,我们在沈阳以视频连线北京的方式,采访了从沈阳走出去的文化学者刘墨博士。访谈话题围绕辽宁省博物馆“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展开,以当代学人的视角与思考解读“唐宋八大家”及其“朋友圈”的文史光影流变,试图析解唐宋文人穿过千年岁月投射于当今的文化因子。

  “唐宋八大家”的历史传承

  记者:“唐宋八大家”的历史传承怎样,对这种传承如何理解?

  刘墨: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比较喜欢把一些人视为一个群体,比如西汉初期的“商山四皓”,东汉末期的“建安七子”,到了魏晋时期,又有“竹林七贤”,到了唐代初期,又有“初唐四杰”,杜甫诗中有“饮中八仙”。

  “唐宋八大家”中,最早的是韩愈,出生在768年,最后一个苏辙,逝于1112年,接近350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八大家”的名目。到了明代初期,朱右曾经编过一本《六先生文集》,因为把“三苏”并为一家,所以叫《六先生集》,实际上是“八先生文集”,第一次把唐宋八大家放在一起。明代中后期,唐顺之选唐宋人的文章,也仅取这八家,明末茅坤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才把“唐宋八大家”的名目给定了下来。

  受过新文学的熏陶,在新文学背景下成长起来,读过文学概论的人,不太容易进入古文的脉络。这个古文,相对来说,就是所说的“散文”,但这个散文又不是白话文的散文。过去主要是骈文、四六文,是对仗的,是非常华丽和优美的,我们读很多辞赋,一句一句都是对仗的。韩愈恢复了文学里面“散”和“古”的这一脉。

  在韩愈之前,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天”和“文”的问题。人们认为文章来自于天地,来自于宇宙,这个在《文心雕龙》里面说得特别清楚。从韩愈开始,他考虑“文”和“道”的关系,文学不再是一个文艺的形式,而是承载着道德理想,承载着人的风骨、文人的思想,可以介入社会、介入人生。当然了,像过去一些骈赋,一些辞赋,比如庚信,他的《哀江南赋》,也可以表达他的人生,表达他的理想,表达他的信念。但是这种骈文,更注重形式的美,古文,更注重内容的实际、实用。

  我写过一本书《中国散文源流史》,在这本书里面,我采用了一个观察方法,即把韩愈之前的散文都叫做“源”,把韩愈之后的散文都叫做“流”,不管是柳宗元,还是欧阳修,或是王安石,他们都是散文里面的一个流派。

  我们怎么来理解“八大家”呢?韩愈出生的年代是在“安史之乱”之后的第五年,“安史之乱”对中国社会的打击是特别大的,是唐代由盛转衰的一个决定性历史事件。在这种打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接近于崩溃,崩溃的原因,既有来自于朝廷的责任,也有来自于民间的责任。韩愈就重新思考,如何用文学的力量、用文笔的力量重新建立世道人心。这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是没有,而是韩愈能将道统和文脉比较自觉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柳宗元,他们变革了一个传统。

  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一直把上古当成一个理想,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这也是中国人比较特殊的一种思维模式,始终是把理想投掷在过去。所以,古文写得越古,所承载的内容,或者说它的价值就越大。这个是中国思维里一个特殊的现象。自从明代把“唐宋八大家”的名目确立起来,可以说,他们就继承了从韩愈、到苏轼、到苏辙的那个道统和文脉。这个对中国文化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个脉,才告别了文学史。

  随着很多老先生的去世,古文这一脉在我们今天已经基本上断掉了,这是一件特别可惜的事情,因为古文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式,它在中国人的人生信念和人格培育方面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唐宋八大家”的

  人物关系

  记者:“唐宋八大家”的人物关系怎样?

  刘墨:韩愈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陈寅恪有一篇文章《论韩愈》,可以找来看看。苏东坡对韩愈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在中国历代文学家中,除了韩愈,没有人可以当得起这个评价!

  “八代”指的是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几个朝代正是骈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时代。“文起八代之衰”,就直接把他的文章和西汉接了起来。在苏东坡看来,韩愈是用自己的力量把六朝、隋,甚至初唐那些特别华丽、没有力量的文章,和那些腐朽的、柔弱的、华美的文风一扫而光,这个特别重要。韩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所以他的传播和他的影响就比较大。

  正像我刚才所说的“安史之乱”和随后的军阀割据与动乱,对唐代的打击非常大。到了五代纷争的时候,韩愈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韩愈在宋代的影响,初期只有像柳开、石介等少数几个人对他有崇敬之情。真正能再次发现韩愈价值的,是欧阳修。

  欧阳修的功绩是特别大的,一、他一扫五代时期知识分子为了生存不讲气节的一种风气,讲人格,提倡士气、提倡风骨。欧阳修在修《新唐书》和修《五代史》的过程中,他重新明确了一个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文人的标准,这对他的学生们和追随者们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二、他重新把古文、把韩愈的地位树立起来,也给北宋的文坛树立了一种风气。可以说,在整个北宋的文章当中,还有人写赋,但古文这一形式被彻底确立起来——古文不仅仅是文学的一个表现形式,更多的则是承载了写文章的人的最高理想、价值、观念,以及他如何来记录他所观察到的一切。所以,可以说从欧阳修之后,如何写好古文这一风气、风格就彻底成了主流,而赋、或者骈文、或者四六文,就成为另外一种比较“边缘”的形式存在。再加上欧阳修有很多学生,有很多同道,像曾巩、像王安石、像苏洵,他们这几个人,共同把古文的传统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文学史里面最重要的章节。

  欧阳修首先是能和范仲淹这些北宋的改革主义者站在一起,勇于担当,这是欧阳修在政治方面的作为。我们最熟悉的他的文章大概就是《醉翁亭记》,他自号“醉翁”的时候,40岁,因为他替范仲淹说话,而被贬到滁州。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1057年知贡举,担任全国科举考试的总考试官。1057年这一榜,录取的388人,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科举史里面最牛的一榜,这一榜里面,文学上有曾巩、有苏轼,有苏辙,北宋政坛和文坛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也都是由欧阳修来发现的,就是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

  关于文化群体的

  数字化命名

  记者:在中国文化、文史、文脉传承中,为什么总是会总结出“几大家”这样的名称?

  刘墨:这个比较有意思。可能也和汉字的归纳方式、思考方式是有些关系的。如果我们从文学群体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叫法,更多的像一个文学集团,这个文学集团,就是一种集体性的考察,比较容易看出他们共同的旨趣、思想和风格。可能“竹林七贤”每个人的思想、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唐宋八大家”,我们可能认为韩柳关系是很好的,其实细致地考察起来,未必是那样。在宋代的六家里面,王安石和苏洵、和苏辙、和苏轼就是论敌,他们很多的主张是截然相反的,包括像绘画的“元四家”,像“扬州八怪”,像“明四家”,像清初的“四僧”、“四王”,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有的时候,这种方便会淹没许多更真实的历史状况,对此要分别对待。

  还有,我们又比较喜欢用一些人具有的共同兴趣来命名,最有名的像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在明末有“画中九友”。如果愿意再深入的话,可以从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里面把这些人、这些群体挖出来,可以挖出很多名目来。

  《苏东坡的朋友圈》的

  创作初衷

  记者:《苏东坡的朋友圈》这本书的进展怎样?

  刘墨:在1990年代末期,就是20多年前,我写过一本《中国散文源流史》,从《易经》《尚书》一直写到桐城派,写到新文学的兴起。这本书可以说对中国古文也就是散文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这使我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有一个初步的轮廓,或者说是基础。

  2020年春节,我开始全力来写《苏东坡的朋友圈》,这本书我写的是近年来的一些思考,比如说对文学史、文人和艺术的思考,对如何写作的思考,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就把它们放到一块儿。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就是因为他是用当代作家的情感和心灵去解读古代作家的情感和心灵状态,我们读起来会觉得非常亲切,会觉得苏东坡是一个活的人,他不是一个手术台上被解剖的标本,他是随时可以坐起来、随时可以笑起来、很调皮地和我们说一段话的人。我这次也有意打破一种写法。其实,这种“打破”里面,会冒一些风险。比如说,有人会说我虚构一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在写《苏东坡的朋友圈》的过程中至少看过两万页的书,每一件事都是有来历、有史料的。但这只是一个研究的基础,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解读苏东坡对中国文人和现代生活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苏东坡对今天仍有很大影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学和诗词,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苏东坡那种洒脱、豁达和温和,以及他渗透在生活里的情趣,我们既想象得到,也可以触摸得到,这是苏东坡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在写苏东坡这本书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心理的情感也得到很多的滋润,这是其他作家不太容易能给的。

  文学是一种情感的力量,尤其有挫折、有感慨、有焦虑、有失望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到诗歌里面去寻求一些安慰,这些安慰在韩愈、柳宗元、苏辙、王安石、曾巩那里面不太容易得到,但很容易在苏东坡和欧阳修的诗词里得到文学力量的安慰,这也是我们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着重考虑的。

  在韩愈之前,我们会数出很多著名文学家,像曹操、曹丕、曹植,东晋、西晋像嵇康、阮籍,再往后像陈子昂、陆贽……我们可以数出非常多的写过好文章的人,但如果我们用文学尺度来衡量,就会有些人会被划到圈外,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文以载道”,就是文章要承载这个“道”。

  当然,在韩愈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这些人都非常有名,但是它属于另外一种表现、尺度和标准。我们今天来写文学史的时候,也是这样,什么人能够进入文学史,什么人不能进入,它反映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状况,而是有我们的“标准”和“尺度”的。

  在苏东坡的同时,有一些比他还要厉害的人,但是他们只是历史人物,如果我们不去弄这段历史的话,就不会提起这些人,可是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贡献,比苏东坡大得多。比如说,苏东坡的敌人章惇,是他的同学,他在政治史上、社会史上甚至在军事史上都有非常大的贡献,就因为他是苏东坡的敌人,后来在元朝修宋史的时候,就把他和蔡京一块儿写为奸臣。这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

  把选题

  从历史拉回现实

  记者:我们如何把这个选题从历史拉回现实?

  刘墨:“八大家”这个展览,博物馆发挥了它的作用,就是当我们进入博物馆去看“八大家”展览的时候,它不仅仅唤起了我们历史的记忆,尤其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如果父母或老师能带他看这个展览,会给他带来一生的影响,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就时常想起来,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喜欢写字。那时候玻璃展柜是平的,就是在老辽博,就是离沈阳日报社不太远的那个博物馆,正好赵孟頫写的欧阳修《秋声赋》在展出,我就拿着纸、拿着笔、拿着墨盒,趴在玻璃柜上去临,那时候字帖非常少。每当我想起这个画面,它对我的影响不可估量。

  辽宁省博物馆在国际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博物馆。比如说宋元绘画,有百分之三十在国内,在这百分之三十之中,有一半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这个非常了不起!研究宋元艺术史,如果把辽博的藏品拿掉的话,那大多最重要的作品就不见了。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了一些重要的展览,比如说去年的《又见大唐》。

  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进博物馆去看艺术品、欣赏艺术。我们的展陈越来越多,渴望了解艺术、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群也不断扩大,除了专业人士之外,更多中国人进入博物馆来看祖先留下的东西。

  辽宁省博物馆能举办“唐宋八大家”的展,或者以后还会有更重量级的展览,我相信,它不是把我们和古代隔开,而是把古代和我们拉近,而且还能激发我们内心的一种渴望。这种渴望会逐渐培育民族的自信心,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历史当中曾经发生了什么。

  章太炎曾经讲过,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人能记得历史。人说到历史的时候,说明人是有根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历史是我们的根,但历史的根是不可触摸的。我们进到博物馆里,看到那些展品的时候,可以和它交流,甚至可以上手去触摸。当你把它放到手上的时候,这个感受更是不同,那种由历史文物所遗留下来的感受和你的内心发生碰撞时,感受是大不一样的。

  博物馆不仅是陈列、收集和研究,更多的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的“根”在哪。虽然你看的是历史,但是这个历史是可以投射到未来的。从事绘画、音乐、设计的人,他从里面都会获得灵感,这个灵感可以延伸到未来。我觉得,如果说博物馆有它不可代替的意义,就在于它把过去保管下来,同时也能带给当代人灵感,而灵感能创造未来。

  梳理提炼

  展览选题

  记者:我们如何梳理和提炼展览选题?

  刘墨:我觉得,比较大的博物馆应该做一些大的选题。这个选题,除了和它的藏品有关之外,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学术性在前面。展览是否有学术性,是否能改变历史,我觉得很重要。它能够为我们书写中国历史提供新的证据,不管是艺术史、文学史,还是文物,它能够提供一些新发现的或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让我们更新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对历史认识更丰富,为书写历史提供新的证据,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如何抢到热点,对策展人比较重要,就是怎么能抓住一个热点、空白点和关键点。怎么做出一个好的、有质量的、有热点的、大家关注的展,这个是需要开动脑筋研究的。

  学术研究的现状和

  下一步思考

  记者:请谈谈您学术研究的现状和下一步的思考?

  刘墨: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传统思想如何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对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有用处。尽管我们现在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已经很现代化,但是那么重要的旧的资源,不能因为我们对它不熟悉,就把它放弃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里的很多文献,具有重要的现代思想意识,顾炎武、黄宗羲、章太炎……他们对“进化论”、社会制度、人类未来的思考,都具有永恒的经典性的价值。包括很多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苏曼殊、胡适、傅斯年……他们对中国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和经验教训,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做的。

  有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怎么能在当代社会找到自己的根,这个根扎在什么地方,它能扎下去、生长起来,能带给别人启示。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目前,或者未来三四十年设计自己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能把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应该做这种事情。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赵威王晓辉

编辑:x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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